慎防香港政府推行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
香港政府強行促進中港融合，破壞香港既有制度，基本上是人盡皆知的事實。從上年開始政府不斷以具欺騙成份的手段硬推「大灣區」發展，到近日借陳同佳謀殺案強推被稱為「送中條例」的《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已經可以看見政府基本上漠視香港人的人權和自由，無視香港社會大眾利益。
政府經過了上月的六月九日一百萬人大遊行、六月十二日衝突、示威者梁凌杰先生以死明志、六月十六日二百萬零一人大遊行以至七月示威者佔領立法會，至今依然拒絕正式撤回「送中條例」，更將六月十二日的衝突定性為暴動。六月十 六日的二百萬零一人遊行，是為香港開埠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遊行，清晰反映香港人市民要求撤回《送中條例》的民意，但政府仍對示威者訴求置諸不理。特首林鄭月娥一直以來，只聲稱會「停止」進行《逃犯條例》的修訂，在最近幾天更指《逃犯條例》已經「壽終正寢」，但依舊拒絕「撤回」草案，充份反映香港政府仍有機會在將來民氣消退時重啟《逃犯條例》二讀。
正在香港社會因為《逃犯條例》修例爭議而水深火熱之際，廣東省政府突然在7月5日推出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3年行動計劃（2018–2020年）》，聲稱將會在3年內在香港及澳門引進現在於中國大陸實行的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。
甚麽是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呢？整體來說，就是對所有的人民進行評分。評分較高的人民，將會享有各種優惠，而評分較低的人，則會受到各種不平等的待遇，例如無法購買機票，無法入住酒店等等。
筆者認為，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如果在香港實施，所帶來的禍害，絕對不亞於《逃犯條例》，甚至比《逃犯條例》帶來更大禍害。《逃犯條例》所影響的，主要是一些中國政府的眼中釘，包括香港的民主派人士、與中國官員有積怨的商人、以至一些路經香港，又與中國官員有積怨的外國人，被影響的只是個別的市民，一般的普羅大眾未必受到太大的影響。但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卻對每一個生活在香港的市民，從基層到中產，從藍領到白領均會有影響。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如在香港實施，破壞了的除了是香港既有以來的制度，還有每個香港人忠於自己的權利。
任何包括但不限於共產主義政權的專制政權，從中國古代以法家思想管治的政權，到現代的一眾獨裁政權，均會鼓勵人民間舉報民間「對國家不利」的人士，以求能夠絕對控制人民。於戰國時代，秦國為了使人民遵守法律，採用了商鞅的建議，規定人民必需向官府舉報鄰舍的犯罪行為，否則將會與嫌犯同罪。在文革時代，要受到「再教育」的「黑五類」名單，基本上是建基於人民向官方匯報的資訊。類似的措施，在現代的各獨裁國家中亦有實施。
踏入了二十一世紀，數據科技愈來愈先進，加上中共政權在全國以舖天蓋地的方式設置了大量閉路電視，再在近年加上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，中共政權連鼓勵人民舉報的功夫和成本也能省了。任何人進行有機會對政權不利的行動，即會在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被扣分，有機會失去了買機票、住酒店等的基本權利。如果香港實行類似現時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，系統就正正成為了懸掛在每一位市民頭上的一把刀，在香港社會製造了嚴重的寒禪效應。每一位市民在反對政府，以至進行任何有機會對政府不利的行動前，皆會因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的原因而有了多一層的考慮。市民遇上政府推出惡法，希望透過參與示威遊行表達意見，首先會擔心的，很可能就會是下次想去旅行時，會否因為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而不能買機票。
正如梁文道先生在其文章《建制同溫層大獲全勝》中所指出，現時政府的基本策略是排拒一切不同與官方立場的意見，製造一個專屬於建制派的同溫層，於所有諮詢體系中安插「自己友」，以求令所有諮詢均只有一面倒的支持聲音。我們可以預期，香港如果實行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， 政府必定會將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用作獎勵建制派同溫層的既得利益者，以報答他們對政府的鼎力支持。
雖然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已經表明政府沒有計劃實施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，但由於現時政府的缺乏誠信，加上完全缺乏民意支持，只懂得跟隨中國政府的意願行事，在這種形勢下，政府絕對有機會在將來採用類似六月審議「送中條例」時的「洗橫手」手段，繞過法案委員會直上二讀，趁民氣未成，「快刀斬亂麻」地推行在香港設立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。
政府在上年開始推動「大灣區」發展，除了是為了欺騙港人投資之外，更重要是要促進中港兩地的經濟融合。直至今天，縱使香港人對「大灣區」的發展基本上缺乏興趣，政府依舊耗廢大量資源為「大灣區」塗脂抹粉，除了在地鐵站買下大量廣告位宣傳外，還以極高薪金聘請「大灣區發展專員」，浪費大量公帑。今次由廣東省政府牽頭，計劃在香港實行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，目的可以說是促使中港兩地的社會文化融合，破壞香港人固有的生活方式。香港人必需警愓政府會否在民氣稍為消退後，重新進行「送中條例」的二讀以至開始着手在香港推行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」。
